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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趣网 > 历史军事 > 大宰相 > 第一百三十七章 税收本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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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居正死了,他的坟被刨了,他的儿子被饿死,全国上下被改革迫害的地主阶级放心了,可是国家存在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。朝廷每年还是收入锐减,福建的盐税在万历四十年竟然只收上来四两银子。

这种窘境朝中一些有识之士也知道,从擅长和稀泥的首辅申时行退休后,历代首辅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。可是这些首辅都是土地兼并政策的受益人,自己的刀根本削不了自己的把,所以每次尝试都不了了之,大明王朝还是不紧不慢的往哪个深渊滑去。

当然,这些首辅着急,还有一个更着急,这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。国家碰到这个难题,偏偏他统治的这四十多年事情特多,除了三大征用了无数钱以外,全国上下到处都是饥荒与流民,这些问题万历皇帝都是知道的。

这时候如果给万历皇帝一副后悔药的话,他肯定选择回到张居正死后,绝对不会擅自改变张居正的新法。但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,张居正死了,他的新法也废了,万历皇帝还要钱解决国家面对的问题。那些文官阳奉阴违,就算重开新法也推行不下去。

既然文官不可信,那就用自己的亲信宦官,既然文官收不上来税,那就用宦官下去收。就这样全国各地充斥的无数的宦官,他们打着皇帝的名义,到处收刮地皮,填满皇帝的内帑时,也将自己的小金库填满。

遍布全国各地的税关、税监、矿监、市舶司,这些税收机关因为不是朝廷所立,所以根本不遵守法律,各个管事太监擅立税率,今天可能十五税一,明天就能变成十税一。这样下来皇帝的内帑没收多少钱,可民间的积怨却不少,全国上下不管文人商人农民,都对这帮没卵子的宦官恨得要死。

毕自严这人是明末着名的理财专家,后来崇祯能折腾十七年才上吊,大半的功劳都是这个毕自严,他东挪西借,勉力维持大明朝这个破败的屋子。可是崇祯十一年毕自严死后,在无人能打理户部,大明朝也在六年后灭亡了。

万历四十四年的毕自严,还不是后来那个累吐血的户部尚书,这时他只有四十七岁,还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高级官员。

杨涟与毕自严性子相近,所以关系一直不错。所以杨涟在听到赵和歪理邪说后,将这些都写信告诉了毕自严。赵和这些话就像黑暗中的明灯,让毕自严看到解决大明问题的一丝可能。

正因为如此,毕自严才给杨涟写信,想要见一见这个年轻人,问问他对朝政税收到底有什么看法。

“谷丰,这是你老师为你取的字吧?谷丰谷丰,五谷丰登!今天你就从粮农谈起,和本官说一说你对朝廷税收的看法!”

赵和听毕自严这么说,打起十二分精神,拿出当年自己硕士论文答辩的劲头,开始站在毕自严面前侃侃而谈,将当时望海楼上的言论又说了一遍。

毕自严听赵和说完,皱眉问道:“按照你这么说,是不是完全放弃田赋,转而收你说的商税?”

赵和摇头道:“部堂大人,小人并不是这个意思!俗话说得好,无农不稳、无商不富!农业因为要解决天下百姓温饱问题,一定是重中之重!只是现在大量土地集中在某些人手中,朝廷又内忧外患,根本不可能也不敢打这些土地的主意,所以小人认为应该先收取商税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,等内外问题基本解决,在回头解决土地问题!”

赵和知道面前这个毕自严就是大地主,家中虽然没有自己老师土地多,但在老家淄川也有近万亩土地,所以赵和才没说土地集中在士人手中,而是用某人代替。

赵和的小动作那里能瞒得了毕自严?老毕到今年当了二十四年的官,什么人没见过?什么事没干过?赵和这些小手段可瞒不过老毕。

不过毕自严并不准备斥责赵和,反而感觉赵和说的很对,无农不稳、无商不富,真是名言啊!

毕自严拍了拍手,外面有仆人进来奉上茶水,然后毕自严指了指面前的椅子,示意赵和坐下说话。

能在高官高官面前得到一个座位,赵和心中高兴,赶紧坐了下来,然后说道:“部堂大人,小人在这次常熟推行收费制度,还是碰到了一些阻力,经过小人研究,如果想要拔更多的鹅毛而鹅不叫,只能在源头征税!”

赵和在这句话中知识点很多,第一个就是后世税务制度中的本质,“拔更多的鹅毛而鹅不叫!”。毕自严虽然听得新鲜,但这句话的基本意思就是当年管仲提出来的“取之于无形,使人不怒!”。

但第二句话源头征税可是开创了中国税收制度的先河,因为在中国赋税历史上都是末端征税,也就是商品生产出来不征税,最后到了市场交换时才征收不等的赋税。

末端征税就是后世欧美国家常使用的征税制度,这种制度好处很多,税制透明、不易产生腐败等等,但是这种征税制度有一个大弊端,那就是完全是自觉为主、国家稽查为辅。如果放在古代这种教育环境下,国家要想征收上来足够的税收,就要使用极多的税收人员,极大增加了征税的成本。

为了解决这种矛盾,中国古代与欧洲一样,同时使用了包税制,这种税收制度和后世承包制差不多,年初给你定一个限额,年底税收多了归你,少了你自己填补。这种包税制虽然能降低征税成本,但地方税吏为了自己捞好处,必定要利用国家权力压榨农户商户。这样税收制度的完美境界,“拔更多的鹅毛而鹅不叫!”根本不会达到,同时国家也承受了所有征税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。

元末就是碰到了这个难题,在国家出现各种天灾人祸后,国家需要钱解决问题,可是蒙古人偏偏采用了民怨极大的包税制,同时蒙古人对各地的汉族官员疏于管理,根本没有什么监管制度,所以国家废了半天劲,收上来的大部分税款都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,朝廷只得到了很少一部分,却承接了所有的民间怒火。